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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震惊!基因编辑儿童是进步还是后退

    2018-11-28 17:09 财经365-自媒体综合 收藏

原文标题:基因编辑婴儿,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还是潘多拉的灾厄?


基因编辑婴儿来自宋鸿兵观天下00:0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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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婴儿,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还是潘多拉的灾厄?


■ 文 | 张洪平


魔鬼摩非斯特在浮士德耳边轻声诱惑:我将满足你生前的所有要求,只在死后拿走你的灵魂作为交换。

人民网11月26日报道,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 贺建奎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的评论在几个小时内从“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180度反转为极端差评,同时122位科学家对于贺建奎的研究发布联合谴责声明,称“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反转不禁让人想起韩春雨基因编辑造假事件,但显然要严重得多。

首先在技术层面,“基因编辑婴儿”有着无法估计的风险。“基因编辑婴儿”的原理是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而科学界至今尚未解决该技术“脱靶"问题,即错误地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目前中靶率最高可达99%以上,但放在人身上依然很危险。贺建奎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潜在的“脱靶"可能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增加某类疾病的患病风险。而且这个婴儿长大成人之后结婚生子,脱靶带来的错误编辑还会传给后代。

其次在道德伦理层面,贺建奎突破了多年来科学界共同遵守的底线。基因编辑胚胎不是新鲜事,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问题。大家等待的突破不是编辑本身而是如何避免脱靶。

公众对基因编辑婴儿的恐惧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基因编辑作为一项新技术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脱靶只有一个检测窗口——胚胎早期,但等到胚胎发育起来再发现问题就晚了,总不能把一个活人扔掉,这与大众的道德标准不相符。

另一方面,如果真有了“完美”的基因编辑技术,人们又会质疑它的公平性。如果有一天基因编辑技术真的非常成熟了,完全能按照父母的意愿把孩子编辑成不会得任何疾病、体质堪比奥运冠军、智力超过爱因斯坦和霍金的“超级人类”,那会带来什么影响?

毫无疑问,这种“超级人类”会把普通人远远甩在身后,他们在出生之前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天生就是人生赢家。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未来简史》中描绘的“神人”,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将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类”的夹击下沦为“无用阶层”。

理所当然的,这种技术不会便宜,那么谁能享受,或者说垄断这种技术呢?当然是富人群体。

只有富人才用得起基因编辑技术,他们的孩子成长为更富有的阶层,富者俞富穷者恒穷,社会阶层将在生理层面上固化。富人不仅比你有钱,还比你健康、强壮、聪明,穷人要逆袭实现阶层跃升难上加难。这样的社会真称得上是“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

我们有能力阻止这种社会来临吗?短期可以,但长期很难。

基因编辑技术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虽然基因编辑技术今天仍然很初级,远远达不到能稳定应用的程度,但只要科学继续进步,技术总有一天会达到足以实用的程度。而面对摩非斯特的诱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浮士德。

有需求就有供给,资本力量助推下,迟早会有人越过红线。我们都想要更健康、强壮、聪明的孩子,仅仅是法律禁令并不足以扼制这种需求,有需求的人也会想方设法绕过管制。之所以首先在中国有人打破禁忌,既是因为我们管理的漏洞比较多,也是因为中国人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更加“百无禁忌”。

通过此次事件,贺建奎可能被打压下去,但基因编辑工程无法被阻止。即便中国政府严厉禁止,相关研究也会转入地下或转移到法律更宽松的国家。最终我们仍然禁止不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

道德约束同样起不到作用,因为人的道德标准是易变的,尤其是在现实的利益面前。积极的例子是人类面对“试管婴儿”的态度,它在诞生之初也饱受争议,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自然”“不道德”的。但随着一代代试管婴儿长大成人并孕育自己的孩子,争议的声音已经逐渐平息。负面的例子更多,基督教虽然号召信众互相关爱,却纵容对异教徒的屠杀;伊斯兰法视利息为不道德的,却可以对变相放贷睁只眼闭只眼;特朗普作为全球最标榜自由民主国家的总统,却依然为沙特暗杀记者事件辩护。


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已经没有后路,只能前进。靠呼吁,靠立法,在全球化时代都难以真正杜绝“超级人类”的出现。如果真的有一个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允许基因编辑合法应用于人类,使得该国有越来越多的顶尖人才,当其他国家难以与该国进行竞争,我们还能坚守最初的原则吗?

更现实的思路是提前考虑如何预防“超级人类”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既然“超级人类”对社会最大的风险是破坏社会竞争的公平性,导致越来越多的贫富差距,那么能不能用高额征税的办法来应对呢?我们可以维持多劳多得的原则,但对“超级人类”和他们的后代要征收一个更高水平的所得税,再让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给大多数普通人,使社会贫富分化不至于太剧烈。

此外,要不要允许“超级人类”参与政治同样是个棘手的难题。鉴于他们远超普通人的能力,如果不加以限制,他们必然将逐步掌控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修改国家法律,提出一些更有利于自身群体的政策。所以限制是必要的,比如在代议制议会中,限定“超级人类”代表占议员席位的比例,不能超过其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


但是对“超级人类”的压制也不能太过严苛,否则将引起他们的剧烈反弹。比如他们会不会联合起来独立建国?土地并不是问题,在基因编辑技术成熟的时代,想必太空殖民手段也早已实用。他们与普通人之间会不会爆发剧烈对抗甚至战争?很多文学作品已经有过探讨,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阐述了一个道理:民主与自由相互矛盾不可兼得。我的理解是:自由是过程公平,民主是结果公平。过程公平而结果不公平,才能激励人去拼搏;但当结果太过不公平,人们就会起身推翻整个系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既要想办法让社会这艘船开得更快,但也要保持最基本的稳定。

△ 托克维尔

科幻小说《佛兰肯斯坦》探讨了人是否能成为神的问题,并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人类过于依赖科技,是否会成为科技的奴隶?基因编辑技术究竟是现代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的新火种?还是潘多拉魔盒里的灾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今天能否预见性地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危”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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